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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给2021年戛纳电影节华语短片导演的“普鲁斯特问卷”


发布时间:2022-01-25 01:37:56   作者:kb体育官网   来源:kb体育

  2021年入围第74届戛纳电影节的华语电影中,短片数量尤其令人瞩目,由五位导演完成的四部作品分散于两个单元,它们分别是官方短片竞赛单元的《雪云》(导演:邬浪)、《天下乌鸦》(导演:唐艺,该片获得本届短片金棕榈奖)和影评人周单元的《朵丽》(导演:邹静,本片获得影评人周最佳短片大奖)、《访客》(导演:赵浩、董洋)。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因为成熟、稳定的艺术电影(及市场)在其背后需要有一个富有创造力的短片创作环境。虽然笔者认为长片与短片的分野之大——无论从创作角度还是制作角度——近乎两个“世界”,但后者是踏入前者的跳板,亦是共识与定论。当然,短片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电影的青春及其美学的未来。戈达尔口中略带戏谑和挑衅意味的“短片=反电影”,或者“短片并没有思考的时间/短片并没有时间思考”都或有失之偏颇至少值得商榷之处,但“如今拍摄一部短片,某种程度上就像是重访电影最开始的时刻”的说法,听来依然动人。

  尝试旁观他们的这个时刻,也是这份短片“普鲁斯特问卷”的目的之一:四部风格、主题各不相同的电影的创作者们迥异的经历、经验和体验已足够有趣;若要问它还有什么“野心”或愿望?或许是为那些开始拍、准备拍、梦想拍短片的未来导演提供一些些个人的、却也“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式的借鉴。

  邹静:这是我的第一部短片,在之前我并没有学过电影,后来从事电视纪录片和广告的拍摄,同时也一直在写剧本。

  邬浪:第一部。我非科班出生,大学雕塑毕业后跟周传基老师学习了两年电影,主要拍纪录片、剪辑、画画、学交响乐、看电影,那两年主要以本体实践为主。另外会拍一些广告营生。你知道,拍第一部电影总是会比较艰难,从市场向来讲,投资人会比较希望先看到你的电影作品才考虑投资。但事实往往是,只有当你拍出第一部电影后,你才有机会被看到。这个“悖论”总是存在的。所以我选择先拍短片,我很感激那些最初相信和帮助我的人,他们从五湖四海汇聚在海南,有的没有酬劳,有的自负旅费,这让我更加坚定,且用尽全力珍惜这一次拍摄机会。

  赵浩:2011年我本科毕业之后到纽约大学学习电影,期间作为导演拍摄了两部剧情短片,一部纪录片,一支音乐录影带。2015年底回到北京之后,继续作为导演或摄影指导参与制作剧情短片(6部)、广告等商业短片。回国之后的创作重心开始向长片倾斜,几个长片项目的想法在这段时间产生。我选了一个现阶段最想讲的故事作为第一部长片,剧本写作在2017年夏天开始。后来这部名为《高光时刻》的项目入选2020年上海电影节创投单元,目前正在筹备拍摄。《访客》是这部长片创作周期中完成的一部短片。

  董洋:我在学校拍摄过不同的短片,没有什么专业的从影经历,最主要的也只是在几个大学的话剧团当导演。这是我的第一个短片。

  唐艺:这是我第二部短片。我在纽约大学电影学院读电影制作研究生。我的第一个短片作品叫做《寻找黑山羊》,是在尼泊尔拍摄的一个成长故事。那个短片花了我两年的时间才完成,电影节的成绩还不错,后来被卖给了法国三台。《天下乌鸦》是我在拍摄毕业作品之前的一个练习作品。因为预算很少,也没有任何期望,所以从剧本到拍摄到后期,都非常放飞。所以这个片子能进戛纳也出乎我们所有人意料。

  2.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决定拍摄这部短片?构思这个短片时,最早的出发点是什么,是某场具体的戏,一个很有魅力的场景,还是一个人物形象、人物关系,或者是主题?

  邹静:朵丽的故事原型由一篇社会新闻延伸而来。这是一篇关于“出租子宫”的报道,讲的很多来自农村的年轻穷苦的的母亲,为了生计,养家糊口,选择去城市里做代孕妈妈,有些顺利完成了代孕,有些遭遇了一些意外。那时候我自己也刚做母亲,看到这个报道感触很深,决定以一个代孕妈妈的视⻆把故事拍出来。

  邬浪:我是在长片推进无果的情况下,决定先拍短片。这个短片的构思从我长片的人物关系展开,从一对阔别重逢的恋人关系延展,与我的经历与幻想有关,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故事里,我并没有在创造人物,似乎是不同程度的我,而又脱离于我。

  赵浩:家庭内外,人如何寻找自己的空间,是在我的故事中持续出现的母题。当时我和董洋在聊另一部短片的剧本,我可以感受到他自己的经历如何塑造了他想要讲的故事:一个男孩渴望父亲,却始终感觉自己在父亲的视线之外。而我的经历让我更想讲一个双向的故事,男孩和父亲同样希望靠近对方,却因为现实因素被迫分开。尽管经历和视角不同,我们都有相似的情感体验:和父亲在一个新组建的家庭环境下相处,感觉像是一个“访客”。我们希望这个父子之间的故事可以抓住这样的感觉:一个男孩渴望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也渴望他。同时正因为电影融合了我们两个人的经历,我们得以在更客观的距离去观察8岁的刘宇轩(故事中的男孩),他在电影之外的家庭经历,以及他来到一个剧组,和素未谋面人朝夕相处,很快又分开的故事。我非常喜欢这样的距离感,它让我们跳出自传式的顾影自怜,去尝试讲一个可能能够触及到更多人的故事,让它更开放、同时也更私人。

  其实《天下乌鸦》来自我自己的成长经历。上大学之前有一次,在父母不在的情况下,去了一个长辈朋友的饭局。那个饭局对我来说特别震撼,因为我认识长辈朋友的太太,但是饭局上小三小四就非常坦然坐在他身边,整桌都是看起来事业有成非常油腻的中年男性。我被要求给所有叔叔们敬酒。当时我只觉得这个长辈我从小就认识,我也不知道拒绝。我就真的给所有叔叔们敬酒了。整个饭局我都非常懵逼。手机也没有电了,也没有办法联系家里人。后来叔叔们问我要不要唱卡拉ok,我非常天真地说好。结果我被带进了夜总会。我真的想点首歌来唱,结果小姐们鱼贯而入排成三排,有的女孩年纪可能和我一样大。虽然那天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但是阴影是挥之不去的,尤其是再长大一点,会觉得那天其实有可能会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我也会感觉到羞耻,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羞耻。之前拍的成长故事并不是来自我本人的故事。我看到很多同学们的片子都是来自自己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所以我就想,那我也要拍一个。

  邹静:剧本前后大概经过三四个月的时间。前期主要是大量的调研工作。人物和结构从一开始就定了。当中经过不同版本的结尾,现在的结尾是堪景之后改的。我记得那天在勘景的车上,绕着那个城市转啊转,然后就这么想到了现在的结尾。

  赵浩&董洋:剧本初稿并没有花太长时间,但剧本的修改一直持续到开拍之前。甚至直到最后一天拍摄,某一个台词的细节才最终确定。

  唐艺:第一稿可能花了我10天,一直在各种憋,想要尽量还原当时的情况。然后中间我有两三个月没有碰这个剧本。后来拍摄之前两个月我就一边改剧本一边找演员。真正定稿是在拍摄前两个礼拜吧。

  邬浪:我的制片人公司投了一部分,我自己和身边朋友也拿一部分。后期钱不够,我又从身边朋友那借了一些,反正东拼西凑。整个拍摄期是焦虑与兴奋并存。那会儿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无论怎么样都要拍出来!说实话,开机前两天我还在跟人谈赞助。

  唐艺:香港有一个鲜浪潮国际短片节,他们每年会赞助二十个年轻导演,每个人赞助十万港币拍一个短片。我当时就是申请了这个项目,拿到了资助。我们的拍摄就是用了这十万港币,后来做后期我自己花了两万五。

  赵浩&董洋:拍摄计划做的是五天,最终四天拍完。因为是顺拍,一边拍一边剪,其实最后一天开拍前,前面的戏已经有一个粗搭版本。杀青之后我留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才和剪辑师重新开始剪辑,我需要这个时间重新对素材变得陌生,基于素材而非剧本来构建一个故事。开始剪辑到定剪花了不到两周时间。

  邹静:相差不大,基本是照着原剧本剪的。因为拍摄的时候已经是比较精准的拍摄,素材量不大,所以后期也没有很大的改动空间。

  邬浪:还好。但有改动,修改方向主要是看完实拍摄素材后,思考如何进入和开启这段关系的入口,会比较多时间用在这上面。

  赵浩:剪辑后的成片和原剧本有很大的差别,但变化更多发生在拍摄期间。目前成片的第一场戏是现场临时加的,当时我们在为三人晚餐的场景布光,扮演父亲的演员在餐桌旁抽烟。他背对我坐着,我只能看到他的背影,一支点燃的香烟,窗外则阳光明媚。“一个父亲,左右为难的背影。”恰好是我心中对父亲的印象。我当时一下子就觉得这个背影会给这个故事一个支点,以父亲的为难开始,到男孩的为难结束。找到这个支点之后,与这个故事核心关系不大的场景、戏的内容甚至调度及机位,都被毫不犹豫的删掉了。留下的每场戏,我们甚至都可以用一个很精准的词去描绘它的内核。所以某种程度上说,剪辑的工作或者说关于最终影片呈现方式的思考,在现场已经开始。

  成片和原剧本可以说95%了。我的剪辑师非常喜欢我的剧本,有一些我觉得没有拍好的地方,我想让她剪掉,结果她都能很妙地把那些地方留住。

  7.在上述的哪一个过程(剧本、资金、拍摄、剪辑、节展入选)对于你的这部短片来说遇到了最大的现实困难?

  邬浪:过程里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程度的困境,而拍电影就是一个与困境共处的过程,每个人适应性不一样,对于我来说,开头会难一些,不过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拍之前为会自我明确几件事情,这个故事是不是非讲不可?是不是非得用这种方式讲不可?还有就是自己是否相信这个故事?

  赵浩&董洋:节展入选。我们首先欠缺影展投递经验,也没有任何销售或者发行公司介入。都是从零开始做调研,自己准备资料,完成投递工作。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很多电影节被迫取消或者改为线上举办,也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唐艺:其实这是我拍过的最轻松的一部电影。可能最麻烦的事情是遇到租的器材很差,总是没有电,又有个别闹事的群演。但是因为我的整个团队都是我很好的朋友,都非常了解和保护我,所以在现场很乱的情况下,我依然可以拿到我想要的表演。

  赵浩&董洋:首先是在寻找故事的内核上。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需要为影片找到一个支点,从父亲的为难开始,到男孩的为难结束。在实操层面我们在置景上遇到了不小的挑战。综合考虑后,我们选择在棚里搭建一个重要场景。场景设计的工作大概在开机前两个月就已经开始,我们需要同时考虑搭建的难度、周期和成本,而且必须在剧本还在不断修改的过程中就非常慎重地思考一个非常重要场景的机位和场面调度。因为美术需要提前知道我的机位和调度范围,这决定了我们需要搭建多大的空间并完成置景,另外留出可以活动的墙,为镜头运动提供更多选择。一旦场景方案确定,后期我们再想修改拍摄方案就可能遇到问题。

  唐艺:比较大的困难是决定拍摄风格。因为我们学校拍的片子很多都是那种很严肃的成长故事,我当时也想挑战自己,想要拍一个drama。结果越写我越觉得自己别扭,尤其是女主角的塑造,非常“受害者”。有天晚上我看了北野武找灵感,然后第二天醒来我就写出来了黑色喜剧思路的剧本。一开始觉得哎呀怎么又是我原来的那个风格。但是和团队商量了一下,大家都鼓励我做自己。

  赵浩:这部短片之后其实我的创作兴趣和创作模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想要我的电影能够呈现“真实的”、“真挚的”时刻,无论是空间、时间还是演员的存在本身:在真实的空间和时间中,原本就存在或者令人信服地、合情合理地存在的人或物,共同创造出一段,在摄影机介入之前可能存在,但还未存在的连续的时间和情感体验。

  董洋:习得最多:流水线的了解了电影的全部制作过程,完成了一个电影从前期筹备,拍摄,后期,一直到参展的全部过程。虽然听上去很简单,但是对于一个新人导演来说是一种很宝贵的体验,对于电影市场的概念比以往更深。私人方面的话,创作电影剧本的过程也是一种不断地审视自己和父亲关系的过程。这种观察从各个视角,各个时间维度,有着不同的体会。对于自己和父亲更深的理解是我最大的私人收获。

  唐艺:上一部短片花了我两年的时间才做完,我的老师同学都在担心我的情绪了。《天下乌鸦》真的是非常一鼓作气,筹备到完成一共4个月的时间,而且是在这么低的预算下完成的。我最大的感受其实就是,要珍惜你身边爱你支持你的团队和朋友,没有谁对你的爱是理所应当的。还有就是拍电影可能真的和有没有明星以及预算多少没有很大关系。其实我现在看《天下乌鸦》都能很明显看到自己的各种缺点,但是整个制作过程我都是我自己,能做所有决定。所以我觉得入围戛纳是老天对于我做我自己的一个奖赏。

  赵浩:还会。我认为电影应该是抒情的,短片可以更自由地探索电影的形式和感觉,而后者无疑承担着更大的”叙事压力“。

  赵浩:真的很难选,前面提到过我很喜欢父亲的背影。如果必须选一个的话我想选候车大厅那场戏的一个时刻,父子两人起身离开,父亲不经意地拍了拍文辉的肩膀。这并不是剧本中有的表演图像,也不是现场我们给到演员的指示,而是经过了几天的相处,演员之间自然生发出的下意识动作。父亲的手,放在孩子的肩膀上,如此日常,同时令人信服又触动人心。回想起来这应该是我感到”最接近电影“的时刻吧。

  董洋:父亲在候车厅以教育为理由邀请儿子来香港的那一段十分打动我。父亲的邀请是一种结局的宣告,出于一种无奈,寻找了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普遍理由去邀请儿子。但这相反也证明了父亲的爱。奥运夜的那一场戏,我们原计划是有很多角度的机位的。我们在去揣测着如何去激发这场戏最大的能量。但是在片场的时候,第一个主镜头(master shot)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我们当场决定放弃其它繁杂的设计。

  邹静:是在勘景过程中,自己开着车在云雾缭绕的贵州山区高速上,下着雨,前面的路全被白色的雾挡着,什么也看不清。自己好像突然被抽空了,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是我觉得最接近电影的时刻。

  邬浪:男女两人坐于车中,在桥头与另一边的大卡车对峙,牛群从桥底走出。那一刻我觉得自身所处的时间节点变得模糊,似乎每个瞬间都在遗忘过去,如塞内加所说,某种程度,人生活在永恒的当下,没有昨天,没有明天。有的只是当下的图景。

  唐艺:其实我都不是很明白这个问题,啥是“最接近电影的时刻”。没有想这么多,觉得自己能把这个故事完成就是一种胜利了。

  赵浩:我的下一部是上面提到的长片《高光时刻》。这是一个17岁职业守门员的故事,他被动地从一个惯性中抽离,像一个拉伸的弹簧,离初始的状态越远,就越能看到人生其他的可能,同时也越能感觉到原本的惯性如何强烈地拉扯着他。我想探索我们和人生的惯性的关系,我们和预期(来自他人以及自己)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真正拥有选择。

  董洋:是一个短片,会回到我的故乡增城拍摄。主要讨论个人对于故乡变迁的私人感受。我本来对于故乡是很瞧不上的,也好多年没有回去,但是恰巧在红楼梦里面提到了关于故乡的一个故事,这强烈的反差是我印象深刻,促使我想要去重新靠近故乡。

  唐艺:其实我有两个长片项目在自己慢慢推进,哪个先找到了钱就先拍哪个。短片我一直都有写剧本,打算多申请一些拍片补助让自己在拍长片之前有多一些练习。

  14.你认为的电影长片和自己已有经验的短片创作有什么区别?认为自己拍摄长片或许遇到的最大困难在哪?

  邬浪:我认为更多的是节奏和“形象”的不同,短片像速写。长片更像是背着一个雕塑走向山顶,走走停停,攀爬险阻的过程;又或者说是将雕塑从山顶滑下,跌跌撞撞落入山谷。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但对我来讲这种未知会让我兴奋和保持敏锐。

  赵浩:长片背负更大的叙事压力,短片则相对自由,可以像诗而不必担心太过激怒观众。即便可以弱化叙事,通常短片还是需要在情感上构建好人物,打开悬念,这些都是同样是适用于长片的。展开悬念意味着更大的叙事体量,更多的场景,更长的拍摄周期。所以长片遇到的最大困难毫无疑问是找到投资!我相信在拍摄短片中寻找到的适合自己的、可以最大化创造力的“创作模式”会在拍摄长片的过程中帮助到我。在创作层面上,长片最大挑战是在一个更长的拍摄周期内,在更长的片长中,如何能够做到艺术上的“掌控”(创作自觉),既让影片具有某种持续连贯的调性,又能让一起合作的创作者充分发挥。

  董洋:电影长片当然体量允许更丰富的内容,短片的概念可以比较单一化。我的创作模式很大一部分就是将私人化的感受和记忆反刍,重新思考和规整。如何将过往的记忆,现在的观察,和未知的想象充分的揉捏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长片的体量可能是最大的困难。

  赵浩:安哲·罗普洛斯(Theodoros Angelopoulos)《雾中风景》(Τοπίοστηνομίχλη)、韦斯·安德森(Wes Anderson)《青春年少》(Rushmore)、是枝裕和《奇迹》、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放大》(Blow-Up)、侯孝贤《风柜来的人》。

  董洋:是枝裕和,侯孝贤,贾樟柯,李沧东,伯格曼(Ingmar Bergman);《海街日记》《三峡好人》《风柜来的人》《秋日奏鸣曲》《雾中风景》。

  唐艺:这种问题太难了!我最喜欢法斯宾德(Michael Fassbender)和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最喜欢的电影是《饲养乌鸦》(Cría cuervos)、《高山上的世界杯》(Phörpa)和《冷战》(Cold War)。

  邬浪:拍电影不易,入围是对我和我们制作团队的莫大鼓舞!同时我希望能够给身边的同仁朋友带来一点力量。坚持、坚定、坚信。电影千万种,拍你认为对的那一种。

  赵浩:电影不能缺少观众,也不能缺少影厅的观看场景。和一群热爱电影的朋友在愉快的氛围下拍摄了这部短片,在这里找到它的第一批观众,很开心。我想感谢我的主创和演员,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非常遗憾因为疫情等原因,他们没办法来到戛纳。我想要对仍在写剧本、拍片的朋友们说:突破正发生在你的身上,被电影节选中或者拒绝,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你今天所做的一切,有一天会被看到,不要辜负自己,不要辜负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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